《健讼与息讼》[①]之我见

关键词：健讼[②]　息讼　官方话语　直诉制度

                           一    

传统中国通常被认为是普遍厌讼的社会，在“非讼”的社会氛围中，古人非不得已是不肯轻启讼端的。这种认识已经成为当今许多人看待传统中国社会的固定模式。但是，《健讼与息讼》一文的作者为读者揭开了历史的面纱，证明好讼之风在两宋至清朝的很长一段时间内不胜枚举。对此，作者列举出详尽的史料加以佐证，如欧阳修曾记载江南东路的歙洲（徽州）号称难治，“民习律令，性喜讼，家家自为簿书，凡闻人之阴私……皆记之，有讼则取以证。其视入狴牢、就桎槁犹冠带偃箦，恬如也”[③]，说明当时民众喜讼之甚；如明代《教民榜文》记载“时有种肥田不如告瘦状之谣……有祖父卖过田产，历经加绝，而子孙以夺占告者；有家人婚配，生育多年，复捏奸抢诓告，希图吓诈者。”[④]，说明争讼内容所涉范围极广，且讼事变化多端；又如清代地方官蓝鼎元曾记载潮州地区的健讼风俗“余思潮人好讼，每三日一放告，收词状一二千楮，即当极少之日，亦一千二三百楮以上。”[⑤]表明当时讼事数量之多，令人称奇。

可以说，由宋迄清有关民间争讼的记载遍及当时各类历史文献中。那么，“中国历来是一个厌讼、贱讼的社会”这一明显与史实相悖的传统观念又是从何而来的呢？

对于这个问题，作者给出了令人信服的解释：因为既有的研究大都受到古代官方话语的影响，对官方息讼行为的分析不够深入，尤其是无形中将官方话语所构造的传统中国普遍无讼或厌讼的社会当作历史真实状况，因而忽视了在息讼的话语之外，中国历史上还存在大量的健讼现象这一事实。笔者认为，这也正是促使作者撰写本文的直接原因，即只有通过仔细辨析历史记载中被官方正统视野所赋予的史实的“意义”，才能真正揭开中国法律历史的片断和事件，理清传统诉讼文化中的矛盾。

二

明代海瑞任浙江地方官时，曾经感慨“淳安县词讼繁多……大抵皆因风俗日薄，人心不古，惟己是私，见利则竞”。[⑥]作者经过研究发现，在当时的官吏士大夫看来，妄兴词讼与不宣礼义、讼师教唆、道德有关是无可置疑的常识。同时，妄兴词讼带来的诸多恶果——“不至亡身及亲，破家荡产不已也”[⑦]——也冲击了既有社会伦理，威胁社会旧有秩序。因此，官方为了维护国家的安定，保障统治阶级的利益，势必推行存理去欲、以和为贵的道德教化，以期达到息讼甚至无讼的境界。

然而，官方语境中的息讼意识使得民间的争讼行为在主流意识形态中缺乏正当性，由此引起了以健讼为代表的民间需求与以息讼为代表的官方语境——即本文所探讨的传统诉讼文化中的两个重要主体——之间的激烈矛盾。

笔者认为，既然对于健讼与息讼这两种行为的客观存在及其实施主体都已经没有异议，那么我们不妨在两种行为之前分别冠以各自的行为主体作为定语，即民间健讼与官方息讼，再从二者形成的原因入手，深入挖掘这一对诉讼文化矛盾的根源。

１．    民间健讼形成的原因

根据作者的观点，民间健讼行为的形成主要源于当时社会经济的发展。健讼反映了民众为自身利益而斗争的积极方式，其本质是民众对生存利益的争夺与维护。两宋开始，我国东南沿海地区经济快速发展，商品贸易蓬勃兴起。在商品交换的过程中，不可避免地会产生财产纠纷。当遇到这些纠纷时，普通民众会面临私力救济与公力救济两种选择。但是基于以下两个原因，当时的官府不允许私力救济大量存在：

（1）民众大量采取私力救济意味着民事讼案缺乏公共权力机构的约束、管理，天子及其所代表的王朝将因此丧失“为民父母”的威信，王朝将失去存在的依据。

（2）中国古代公共权力存在的理由是为整个社会提供定分止争的规则以稳定社会秩序。如果官府对大量讼案视而不见，那么由讼事引发的社会秩序紊乱将威胁王朝的存在。同时，民众间利益的相互侵犯同样意味着王朝的利益受到损失或毁坏。

有介于此，民众为了解决纠纷，惟有选择公力救济。而我们也确实看到这些地区的史料中存在大量的民间诉讼记载。相对的，在相当于现在的华北、西北、西南一带在古代绝少有过健讼的纪录。这也从侧面证实了作者观点。

２．    官方息讼形成的原因

　　尽管好讼行为在官方语境中成为道德败坏的标志，但是，息讼并不仅仅如传统观念所认为的那样，是由于儒家提倡的正心、诚意、修身、养性的立人、达人的道德，或是中国古代的司法黑暗等原因，而是存在深层的社会原因：

（1）民事争讼主要涉及私人之间的田土钱债纠纷，与官府没有直接的利益关系。这是官府无形中将此类纠纷称之为“民间细故”予以漠视的原因之一。而一旦诉讼与政治利益有关，如对于严重影响统治秩序的命盗重案，则统治者的态度截然相反。

（2）健讼的出现一定程度上意味着官员教化不力，治民无方。大量的词讼会成为官员仕途的绊脚石。故地方官员为了减少此类影响，提倡“息讼”势在必行。

（3）对于普通民众而言，一旦涉及讼事，则意味着其中的每一过程当事人及其亲友都必须支出大量的费用。这对仅具薄产的当事人而言，极易使之倾家荡产，反过来破坏社会秩序的稳定。对于这一点，清人汪辉祖曾这样分析：“然民间千金之家，一受讼累，鲜不破败。盖千金之产，岁息不过百有馀金，婚丧衣食，仅取足焉，以五六金为讼费，即不免称货以生，况所费不止五六金乎？”[⑧]

（4）法治作为一种制度安排，其运作是有成本和代价的，要耗费一定的社会资源。通俗地讲，就是需要大量的人力、物力和财力。但是，从历史资料中可以发现，如用今日的标准评断，当时所有的衙门都以人员短少、经费拮据为常态。另外，地方官员各类行政事务杂多，听讼仅居其一。因此，注定了地方官不可能有充分的精力置于民间词讼之上。

（5）无论是受理刑事重案或是民间词讼，地方官员都面临着司法技术落后的难题。受当时科技发展水平的制约，古代官员的取证与验证同今日相比异常困难。而一些讼师、民众甚至官员利用了司法实践中的这一不足，纷纷诬告，致使冤假错案频传。如宋代有此记载：“今每见词讼，动饰诈欺，或有伪作契券，揩改簿约；负财赖业，设诈规利；隐减财产，规避赋役；本因喧争，便称被打；本因讨索，便称打劫，情态万状，虚伪百端，皆是自欺其心，以欺他人。岂不大可耻哉。”[⑨]

但是，若大量的案件都由于听讼技术的局限而不了了之，那么民间由此兴起的私力救济行为有可能紊乱社会秩序，甚至使统治阶级政权存在的必要性受到质疑。因此，官府在立法上通过重刑以图令民众视见官为畏途、减少诉讼。同时，官府也从思想教化方面着手，在官方话语中推行贱讼的观念，试图在民众的观念与意识中树立好讼的负面形象，从而在心理上减少或根除民众对词讼的欲求，最终达到减少官府承担受理词讼所带来的的压力这一目的。

三

邓先生的《健讼与息讼》一文通过缜密的分析，透过传统官方话语的层层烟幕，深刻剖析了中国传统诉讼文化中“好讼”与“贱讼”这一对矛盾的形成原因，阐明了诉讼文化的变迁是受到经济发展的影响这一事实。

这里，笔者想提一下中国诉讼文化中另一个重要部分作为该文的补充。它与“健讼”、“息讼”相比有着更为悠久的历史，这就是中国传统诉讼文化中的直诉制度。

１．直诉制度的历史发展

直诉制度，即我们通常所说“告御状”或者“京控”。根据《周礼》的记载，早在西周就已经出现了所谓的“路鼓”和“肺石”制度。《周礼•秋官•大司寇》记载：“立于肺石三日，士听其辞，以告于上。”直诉作为一项正式的制度，确立于魏晋南北朝时期。晋武帝（公元265～290）时始设登闻鼓，悬于朝堂或都城内，百姓可击鼓鸣冤，有司闻声录状上奏，即所谓的“登闻鼓”直诉制度。登闻鼓制度设立之后，一直沿用到清朝，成为直诉的途径之一。

到了宋代，直诉制度更加完善，对于诣阙投诉，还设立了专门的机关予以受理。宋代规定了“凡是有关公私利济、论诉本处不公、理雪抑屈等，均可经院进状。登闻鼓院不接收的，再向登闻检院进状。”宋代专门受理直诉的机关有登闻鼓院、登闻检院和理检院。当事人必须依照法定次序依次向这三个机构投诉，由皇帝指定官吏重新审理。明朝一代则是对于直诉进行了严格的限制。法律明确规定禁止越诉，《大明律》规定越诉者“笞五十”。立法如此严厉，明代越诉现象仍屡禁不止。明宪宗成化十七年（1481）更是将各地越诉人数纳入官吏政绩考核，一年越诉者过多，则罚主管官吏俸禄。清代关于越诉的规定与明代基本相同。如果地方司法机关审断不公，当事人可以赴京呈控，称为叩阍。叩阍的地方有通政司的登闻鼓厅、都察院、五城察院等处。

２．两宋以降直诉制度与健讼、息讼的关系

看过直诉制度的简介，再结合邓先生的《健讼与息讼》一文，不难发现二者的叙述存在许多微妙的契合点，如矛盾的焦点时间都集中在两宋以降，焦点现象都是民间词讼激增，官方屡禁不止等等。由此，笔者将该时期的直诉制度与健诉、息诉现象加以整合，得出以下结论：

（１）由宋迄清的时期内，直诉制度的存在有其必然性和合理性

由于社会经济的发展，尤其在一些商品贸易较为繁荣的地区，民众间的贸易行为不可避免地引发出许多财产纠纷。又因为官方不允许民众过多地采取私力救济，我们看到当时“健讼之风四起”。然而，介于当时司法技术落后、人员不整、经费拮据、统治者担忧讼事增多会扰乱社会秩序等诸多原因，官府又不得不高举“息讼”的旗帜。至此，民间健讼与官方息讼的矛盾已是不可避免，民众亟需另辟一条诉讼途径解决实际生活中的纠纷。于是，自古流传的直诉制度就必然进入当事人的视线。直接上京“告御状”成为了诉讼当事人避开地方官员“息诉”高墙的终南独径。同时，由于中国封建社会特有的官僚体制和任用私人的圈子关系，使得身处京城的最高统治者很难准确地了解地方官员的行政能力、道德水平等情况，为了实现对地方封建官僚的控制以及塑造皇帝的勤政爱民形象，封建统治者就默许这一非常规制度的存在。这也就是中国古代直诉制度存在的合理性之所在。

（２）直诉制度的合理、必然的存在从反面促进了民间健讼行为和官方息讼行为的兴起

对于诉讼当事人而言，既然最高统治者默许了直诉制度的存在，那么为了守卫自己的利益而大兴词讼也就有了“最高”保障。因此笔者推测，也正如史料中记载的，健讼之风并没有止歇。另一方面，一旦民众“告御状”成功，地方官员就要担心自己的仕途与乌纱了。而排除这种担心最直接的方式莫过于让百姓放弃诉讼。因此，官府加大力度宣扬“贱讼”思想，以期达到“息讼”的目的。

综上所述，健讼、息讼乃至直诉制度都是中国传统诉讼文化中重要的组成部分。它们之间的因果关系及对后世诉讼观念造成的影响也是值得深究的。但最重要的是，研究者须要仔细辨析历史记载中被官方正统视野所赋予的史实的“意义”，透过官方语境陈述的历史表象，揭开中国法律历史的片断和事件。只有这样，才能推动研究中国古代“真实的法世界”。

上传了几张三月五日志愿者活动的照片

（ms再不更新这里就要长杂草了...）

曾经认为生活就是不断的重复

经过了某一个周期 又回了到那一个原点

佛曰轮回 神道宿命

如此周而复始 因果循环

后来发现生命的脚步从未停止

只是不断在琐事中品味出似曾相识的味道

所以感慨 所以怀念 所以祈祷

......

不断前进并重复着的生活

就像一个 生命的螺旋

生命的螺旋......DNA？

我们又被造物主摆了一道......

所谓相信，是指即使被骗，所遭受的损失也在可以接受的范围之内的寄托。

所谓家，是指跟着自己的影子也能到的地方。

......

法理（又称法基）背多了，写东西也带上了“所谓...是指...”的模式...

无语...汗下-_-!!!

祝大家假期快乐！

A组	德国	哥斯达
	波兰	厄瓜多
B组	英格兰	巴拉圭
	特立尼	瑞典
C组	阿根廷	科特迪瓦
	塞黑	荷兰
D组	墨西哥	伊朗
	安哥拉	葡萄牙
E组	意大利	加纳
	美国	捷克
F组	巴西	克罗地亚
	澳大利亚	日本
G组	法国	瑞士
	韩国	多哥
H组	西班牙	乌克兰
	突尼斯	沙特

我看见天空很蓝 　　　　　就像你在我身边的温暖 　　　　　　生命有太多遗憾 　　　　　人越成长越觉得孤单 　　　　　我很想飞多远都不会累 　　　　才明白爱的越深心就会越痛 　　　　　我只想飞在我的天空飞 　　　　　我知道你会在我身边 　　　　　回忆的画面记录的语言 　　　　爱始终是你手中长长的线 　　　　载着我的想念飞过了地平线 　　　　　你温暖的笑脸还一如从前 　　　　　回忆的画面记录的语言 　　　　　你说要我学着勇敢一点 　　　　偶尔哭红双眼你一定会了解 　　　　　眼泪是我心中另一种完美

开学了……

这句话说了十二年，

这是第二十五遍，

老调  但又带着一丝不同寻常，

不用恶补作业  不用鏖战测验。

留下的，

只有平静。

是啊！

平静啊！

平静吗？

 

中国有句古话：

老师领进门

修行在个人

用我的晚安陪你吃早餐 记得把想念存进扑满 我望着满天星在闪 听牛郎对织女说要勇敢 别怕我们在地球的两端 看我的问候骑着魔毯 飞用光速飞到你面前 要你能看到十字星有北极星作伴 少了我的手臂当枕头 你习不习惯 你的望远镜望不到 我北半球的孤单 太平洋的潮水跟着地球来回旋转 我会耐心地等 随时欢迎你靠岸 少了我的怀抱当暖炉 你习不习惯 E给你照片看不到 我北半球的孤单 世界再大两颗真心就能互相取暖 想念不会偷懒 我的梦通通给你保管

感觉自己越来越流于世俗了 一首 当你 居然听了整个上午

清楚记得自己曾信誓旦旦地说不喜欢这个歌手

要么她不是杀手 要么我不是少男

可是现在......为什么呢？

因为一个人不是你们想的那个哟:)

总是感觉她和这首歌无比的贴合

看到这里 也许有人发出了“哦”地感叹

也许吧

但也只限于她的外貌和歌声了

 

鉴人之法有三：鉴人以貌为下，以行为中，以性为上

世上有一种人很讨厌 即使清楚知道自己的意见不会被对方采纳 即使清醒地意识到自己的想法在对方看来是多么的无知无趣 仍然不依不饶欲强加之 最后弄得尴尬收场

这种人叫什么？

好为人师？

轻了点吧

但是 当所有人都把矛头指向此好为人师者 又有否想过另一方也该承担一定的责任呢？

如果你更有主见 如果你更坚定一些

也许 就不会给那个人“犯错”的机会了吧

套一句俗语：一只碗不响 两只碗叮当

今天和一个小学同学联系了 他居然还记得我 不容易啊

想当年 偶转到那个学校一周就混了个中队委员 待了一年就卷铺盖走人 “潇潇洒洒”不留一个联系方式

现在还能找回当时的朋友 这多亏了eifer在中间“牵线搭桥”

老同学是找到了 不知道有没有下文呢？  期待ING...

　　今天在KFC，听到BSB的 show me the meaning of being lonely，很老的歌了，但确能勾起一些回忆。
　　忘了是初二还是初三了，那个班级音乐会上的场景依然历历在目。想到自己当时和朱、艾一起在台上吼着“there's something missing in my heart”的样子就觉得好笑，想不通当时怎么会做那么“傻”的事。
　　呵呵！现在“傻”不出来了，我该高兴吗？
　　七年在这所学校，觉得自己真的改变了很多，但要细数那些变化，却又没了头绪。有点迷失在时间长河中的感觉……
　　推门出去，外面的阳光依旧灿烂。
　　我，依旧在笑。

不知是真是假，姑且发了，有兴趣的可以试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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回来时看到一只麻雀在玩水

可是真的在玩水吗？

子非鱼 安知鱼之乐？

子非我 安知我不知鱼之乐？

我们只把自己看到的东西称为事实

1976年1月8日，周恩来逝世时，设在美国纽约的联合国总部门前的联合国旗降了半旗。自1945年联合国成立以来，世界上有许多国家的元首先后去世，联合国还没有为谁下过半旗。
　　一些国家感到不平了，他们的外交官聚集在联合国大门前的广场上，言辞激愤地向联合国总部发出质问：我们的国家元首去世，联合国的大旗升得那么高，中国的总理去世，为什么要为他下半旗呢？
　　当时的联合国秘书长瓦尔德海姆站出来，在联合国大厦门前的台阶上发表了一次极短的演讲，总共不过一分钟。
　　他说：“为了悼念周恩来，联合国下半旗，这是我决定的，原因有二：
　　一是，中国是一个文明古国，她的金银财宝多得不计其数，她使用的人民币多得我们数不过来。可是她的周总理没有一分钱存款！
　　二是，中国有10亿人口占世界人口的1/4，可是她的周总理没有一个孩子。你们任何国家的元首，如果能做到其中一条，在他逝世之日，总部将照样为他降半旗。”
　　说完，他转身就走，广场上外交官各个哑口无言，随后响起雷鸣般的掌声。瓦尔德海姆机敏而锋利的谈吐，不仅表现了他机智无比的外交才能，同时也反映了我们敬爱的周总理的高尚品格是举世无双。